2020年以来中国学生赴美流动发生了什么？

数据概览

本文使用三套官方或政府支持的统计系统。Open Doors描述一个学年内由美国高校报告的国际学生；美国国务院数据记录联邦财政年度内的签证签发事件；SEVIS报告记录日历年内活跃的F/M行政记录。

三套数据的时间口径只有部分重合。并列观察可以判断不同信号是同向还是分化，但不能把它们当成同一批学生的连续追踪，也不能合并为一个市场总量。

方法说明：Open Doors在疫情期间曾临时纳入部分人在美国境外、通过美国高校在线学习的学生，之后恢复疫情前定义；美国国务院从2019财政年度报告开始调整计数方法；SEVIS记录也不一定等于唯一学生人数。本文所有变化率均在同一来源和同一统计定义内部计算。

图表

本科人数下降明显快于研究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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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en Doors报告的中国学生总人数从2019/20学年的372,532人降至2024/25学年的265,919人，下降28.6%。本科生从148,160人降至78,583人，下降47.0%；研究生从137,096人降至120,229人，下降12.3%。

研究生在总人数中的权重因此提高，但绝对人数并未回到此前水平。OPT在2024/25学年为61,981人，低于2019/20学年的71,380人，但高于2021/22学年的低点。占比提高与绝对增长不能混为一谈。

F-1签发量在2022财政年度后部分回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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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财政年度向中国大陆公民签发105,775份F-1签证，2022财政年度为61,894份，2024财政年度回升至82,654份。以2022财政年度为基点，签发量到2024财政年度回升33.5%；以2019财政年度为基点，2024财政年度仍低21.9%。

更准确的说法是签发量在本序列内部分回升。这不能证明申请、实际入境或高校入学也按相同比例恢复。签证签发是一项行政事件，部分学生也可能使用此前签发且仍然有效的签证入学。

SEVIS活跃F/M记录在2022年后总体趋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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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中国公民相关联的活跃F/M记录从2019年的474,497条降至2024年的329,541条，下降30.5%。若只观察较近的2022至2024年，记录从324,196条小幅增至329,541条，增幅为1.6%，更接近低位趋稳。

这可以支持一个范围很窄的判断：这项行政记录在2022至2024年间趋于稳定。它不能证明高校在读人数、新生需求或所有教育阶段都在同期企稳。

K-12阶段仍远低于此前规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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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K-12学生SEVIS记录从2018年的42,122条降至2024年的14,515条，下降65.5%。2022年降至13,565条，随后两年累计增加7.0%，但2024年规模仍只有2018年的约三分之一。

K-12应作为独立群体观察。这组记录无法识别收缩背后的家庭特征，也不能预测未来美国本科生源规模。

变化是什么

为什么重要

‘中国学生市场是否下降’这个问题过于宽泛。对院校真正有用的问题应当是：与本校学历层次、专业、价格和毕业后路径相匹配的那一类中国学生是否发生了变化？

区分存量与流量同样重要。签证增加可能先于后续入学，也可能受到时间安排和行政处理影响。活跃记录稳定，也可能与在读生占比提高同时发生，而新生仍然偏弱。

任何一套全国数据都不能定位某所院校自己的招生问题。院校仍需在项目层面打通咨询、申请、录取、押金、I-20签发、签证结果和实际到校数据。

这些数据不能告诉申请者什么

这些全国性序列不能预测个人的录取、签证或就业结果，也不提供具体项目的申请者集中度、容量、资助、录取标准或申请者背景。

申请者仍需依据当前项目要求、完整成本、学术匹配、资助和毕业结果，并结合官方签证指引作出判断。全国指标提供的是市场背景，不是个人结果预测。

对院校的启示

1. 按照教育阶段和项目细分中国招生。本科、研究生、K-12和OPT相关人群不应共用一个规模假设或同一套信息表达。
2. 签证签发可以反映签证阶段的活动，但不能替代院校自身的到校和入学数据。
3. 区分结构占比与绝对增长。研究生或OPT占比提高，可能来自其他类别下降更快，并不等于该类别已经扩张。
4. 重新建立2020年后的基线。当不同数据序列呈现不同走势、统计条件也发生变化时，疫情前的咨询量和入学量不宜单独作为当前目标。
5. 回到院校自己的招生漏斗。全国统计无法判断一个项目的问题究竟出在认知、完整申请、录取、价格、签证时间还是最终转化。

中国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及OPT群体中仍占有相当规模：2024/25学年Open Doors统计的中国学生及OPT参与者为265,919人。但对具体院校而言，招生机会越来越取决于项目组合、价格、学生支持和可信的毕业结果。